是曾巩、王陶、赵彦若、傅卞、孙洙、蔡抗、陈襄、苏颂、陈绎，按制度讲，只要任职满两年，选人、京官可除馆阁校勘，朝官可除校理，是一条清贵且前景不错的馆职升迁路径。

随后，陆北顾又简单跟他说了下曾布在大通监的近况… ……这年头书信不便，曾巩之前又是在南方任职，故而对弟弟的情况还不如陆北顾了解。

在得知弟弟也在孙沔案中立功了以后，曾巩对陆北顾表示了感谢。

毕竟，这一笔属于可写可不写，全看陆北顾心情，要是陆北顾在文书里不写，那谁也不知道还有这回事。

而王陶除了成为第一批馆阁编校书籍官之外，还与吴奎、吴中复、王安石等人一同被委以考察牧马利弊的重任，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言谈间显得也很轻松。

显然，对于他这种交际高手来讲，相比于困在外地不断迁转，被调回中枢，简直就是鱼入大海。王陶提议，四人举杯同饮了一杯，气氛渐渐活络起来。

而聊着聊着，话题就聊到了王安石身上。

曾巩看向王安石，道：“介甫，你屡辞恩命之事，其实我是不太理解的 远的不提，就说近来，同修起居注，何等清要之职，多少人求之不得，你却连连上疏力辞，甚至甚至避入溷轩，以致阁门司吏员徒劳往返，此事传为奇谈，连我在来京的路上都听说了。”

“对啊。”王陶也问道，“我听说不久前，朝廷还任命你为贺契丹正旦使，此乃增光添彩、历练资历的良机，你亦坚辞不受，最终改由王绎王判官前往，说实话，我实难理解，介甫你何以对这些旁人眼中的晋身之阶，如此避之唯恐不及？”

一时间，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沉默片刻，才开口道：“我非是矫情饰行、沾名钓誉之辈，辞却使辽之命，原因有二。”“其一，北朝内部权争日烈，我觉得此时出使，看似风光，实则容易引起纷争，而且说的实在点，我非是长袖善舞之人，与其战战兢兢地到那唯恐言行有失国体，不若让更擅辞令、通晓北朝典故者前往。”“其二，出使往返动辄便是大半年，如今度支司事务繁杂，千头万绪，皆关乎国计民生。我既在其位，便需谋其政，若因一己之私，贪图使节虚名，离岗日久，恐致公务积压，贻误时机。而譬如漕粮北运、军粮筹措，皆有定时，耽搁不起。”

“至于屡辞同修起居注 此事关乎我立身之本与平生志向，其缘由，或许更为诸位所不解。”但既然已经说了，王安石索性都说了出来。

“修起居注，日侍天子左右，记录言行，确实亲近宸颜，易得青睐，是仕途捷径。然其职贵在“记录’，而非“建言’，于我而言，无异于将一副枷锁套于身上。”

“一我辈读书入仕，所为何来？”

王安石很认真地问道：“岂是为了一己之官位禄秩？岂是为了终日唯唯诺诺，做个泥塑木雕般的清贵之臣？我常思，当今国势，表面承平，内里却是积弊丛生，冗官、冗兵、冗费，犹如附骨之疽，侵蚀国本，百姓困于赋役，边陲时现警讯，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岂是优游林下之时？”

这话其实说出来挺得罪人的，因为王陶和曾巩都在馆阁里呢。

不过王安石显然不在乎这些，他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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