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4月7日，巴黎，新任的部长会议主席亨利&183;布里松站在波旁宫讲坛上，像一头准备冲锋的公牛。一周前，在远东那一连串可怕又可耻的失败后，儒勒&183;费里内阁企图追加新的战争预算的提案被议会无情地否决了。

克列孟梭在发言中，将费里的殖民理论一“高等文明对低等种族的权利与文明义务”一驳斥为沙文主义借口。

他还借德国学者曾“科学证明”法国人种劣于德国人的例子，讽刺费里种族等级论的虚伪。这场精彩的演说，直接促使众议院彻底对政府失去信心。

按照惯例，儒勒&183;费里在第一时间就宣布辞职，结束了自己长达两年半的第二个总理任期。现在轮到亨利&183;布里松了。

他面前摊着一份讲稿，但他几乎没有看过一眼。

那些话他已经准备了很久，从他被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刻起，就在心里反复琢磨。

“议长先生，各位议员。”

大厅里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讨论预算，不是为了争论关税，更不是为了那些鸡毛蒜皮的党派之争。”“我要谈的，是法兰西未来该走向何方！”

“过去四年，我们一直在远东打一场战争。一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的战争。”

“儒勒&183;费里先生告诉我们，越南是我们的“天然殖民地’。他说那里有橡胶，有煤矿，有香料。他告诉我们，只要控制了越南，我们就能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就能和英国在远东抗衡。”

布里松的声音忽然提高了。

“但费里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一一为了这个“天然殖民地’，我们已经花了三亿法郎。整整三亿！”他伸出一只手，竖起三根手指头。

“足够修一整条巴黎到马赛的铁路，够建一百所公立学校，够把法国的所有村庄都通上电报线，给巴黎每个家庭拉上电线。

但这些钱，全部扔进了越南的丛林里。换回来的只有什么？只有法国士兵的尸体，和一份永远签不下来的条约。”

席间响起一阵湣慈窣窣的声音。几个费里派的议员皱着眉头，交换着不满的眼神。

布里松没有理会他们。他继续说下去。

“费里先生还说，海外殖民是“法兰西的使命’。我要问问在座的各位一一法兰西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是让越南人学会说法语？还是看着那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孩子们，学习不属于他们的德语？是在湄公河上追逐蟒蛇？还是看着莱茵河对岸的德国军队在斯特拉斯堡的街道上巡逻？”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一个词几乎是喊出来的。

大厅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一阵掌声。那是激进派和左翼共和党人的掌声，热烈而密集。费里派的议员们没有鼓掌，他们坐在长椅上，脸色铁青。

布里松的指控正是费里的死穴一一背叛了法国的“复仇主义”，缓和与德国的关系，将财富与人命填到远东的殖民地里。

如果战争顺利，这一切还能维系。但现在他们输了，输给了一个姓“冯”的中国将军。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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