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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初的某天下午，郑辉刚结束一个电话采访，门铃响了。何岩过去开门，发现门口站着的是大卫·弗里曼。

“大卫？你怎么来了？”郑辉有些意外。

“我来洛杉矶办点事，顺便过来看看你。”

大卫走进来，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主要是想跟你当面汇报一下leslie的情况。”

“他怎么样？”郑辉给他倒了杯水。

“他最近状态很疲惫。”

大卫的表情严肃了一些：“梅女士去世后，leslie一直在帮忙处理后事。治丧、追思、家属和公司之间的沟通，都牵扯了他很多精力。

你知道，一个亲密朋友的离世，对任何人的精神都是种消耗。尤其是他之前已经陪着她走过了最后那段时间。”

郑辉点了点头。

大卫继续道：“他有明显的悲伤反应，也有一些抑郁的迹象，但还在可控范围内。整体心态是健康的，只是亲友离世带来的哀痛和疲惫，这是正常的情感反应。”

郑辉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就是这样，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扛。”

“所以他身边的人越是要留意。”大卫说：“不过这一次，他比我预想中稳定。”

汇报完张国荣的情况，大卫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坐在沙发上，看似随意地和郑辉聊着天，但他的目光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郑辉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

他这次来，其实另有目的。

前段时间，他在网上看到了郑辉在国内接受《面对面》采访的英文翻译稿。

当看到郑辉说出“我已经够本了”那句话时，大卫心里咯噔一下。

在汉堡时，他判断郑辉的心理状态是健康的，那是一次成功的创伤外化。但“够本了”这个词，让他感到了不安。

为了准确理解这个词的文化内涵，他特意咨询了几位华裔的心理学同行和朋友。

所有人的解释都惊人地一致：“这句话的意思是，这辈子值了，没有什么遗憾了。”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我说出这句话，那意思就是我明天就死了也心甘情愿。”

这种强烈的终结感和满足感，在一个年仅二十三岁、事业正处在巅峰的年轻人身上出现，显得很不寻常。这让大卫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判断。

郑辉会不会依然有潜在的自毁倾向？那种用疯狂工作来填补内心的防御机制，是不是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了？

他必须亲眼见一见郑辉，近距离地观察他。

然而，一下午的观察下来，大卫一无所获。

郑辉看起来不能更正常了。他精力充沛，思维清晰，谈吐从容，甚至还饶有兴致地跟大卫讨论起了自己前作《疾速追杀》里枪斗术的战术合理性，自己因为手头项目产生一些想法，第二部怎么更改更好。

他的眼神明亮而专注，肢体语言放松而自信，没有任何焦虑或压抑的迹象。

晚上，郑辉留大卫在酒店的餐厅吃饭。

“这家餐厅的牛排不错，你尝尝。”郑辉熟练地切着盘子里的菲力。

“确实很棒。”大卫附和道，心里却在飞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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