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核心教义宣扬 “三期末劫”，宣称现在是乱世末劫，天下大乱，只有入社修行、积功德才能在这场末劫中避祸成仙，求得真果。

这种教义，对于当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未来充满恐惧的劳苦百姓来说，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蛊惑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是那种只在乡村里骗几个愚笨老太太的松散迷信团体。

而是一个拥有完整层级架构、有顶层政治背书、能从乡村一路渗透到省城官场。

从目不识丁的农民，蔓延到拥兵自重的军阀，再到北洋集团最顶层的庞大宗教利益网络。

到了 1920 年代末，同善社的势力已经传遍全国几十个省份，在名义上正式登记的信徒竟然超过千万人。

如果算上那些只是在善堂里接受施粥、挂个名的外围 “善众”，规模还要更加庞大得惊人。

而在当时比较贫穷的河南，同善社的根基同样很深。

开封、安阳、商丘、南洋等地，都设有最高级别的 “县坛”、“区坛 ”。

甚至河南当地的很多村子里，都有他们同善社下设的“佛堂 ”。

这些佛堂在名义上是用来劝善、开粥厂的善堂，实则是同善社在基层的活动据点和联络站。

在 1920 年代到 1927 年代，同善社达到了鼎盛时期。

北洋政府的曹大总统、徐大总统，都曾公开给同善社题过字、捐过大笔的香火钱，更是这个组织名义上的 “名誉善长”。

当时的北洋内阁段总理，同样也曾公开表示支持同善社。

由于他老段本人就十分迷信这些会道门的东西，所以他和同善社的高层首领来往密切，也没少从这个组织拿取好处费。

就连当时的各省督军、省长，更是纷纷加入同善社。

例如湖北督军萧耀南、四川督军刘存厚、山东督军田中玉，这些拥兵自重的军阀们借用同善社庞大的影响力，一边以此敛财，一边利用其组织网络掌控自己的地盘。

而在地方的官场上，同善社更是和当地的官府、劣绅进行了深度绑定。

在个同善社最辉煌的几年时间里，好多个县里的县长、警察局长往往本身就是同善社的 “引恩”、“证恩 ” 级骨干。

当时的坛主，甚至能和县长、警察局长称兄道弟。

有些地方民团、保安队的主官，本身就是同善社的信徒。

甚至，连许多像普善寺这样的寺庙住持和一些地方上的歪门邪派，也为了利益加入同善社。

把原本清净的庙产、信众都一股脑地带了进去，形成了一种 “寺庙 + 会道门 + 豪强劣绅” 的铁三角利益同盟。

在这种情况下，说它是民间的 “地下第二政府” 都不为过。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地方，坛主的命令甚至比南京方面的政令还管用。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天欲让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

到了 1927 年，北伐战争胜利，同善社由于阻碍了中枢集权，并利用其组织大肆聚敛了太多财富，严重影响到了中枢政府的公信力和财税收入。

于是，就被南京方面当成了毒瘤给公开取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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