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狐悲。

朱由检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严厉道：“安静！死什么死？本王说了没有出路吗？”

李旗泪眼婆娑地擡起头道：“什么出路？”

其他人也纷纷看过来。他们不是真的想死，只是想让朱由检给他们找一条活路。

朱由检深吸一口气道：“本王在天津卫修了大沽镇。天津卫是运河最重要的节点，五河汇聚，最适合建水力纺纱厂和织厂。那些地方，比京城更适合搞纺织。

大伙儿如果信得过本王，就搬到天津去。至于贷款，我会让钱康延期半年，再给你们一笔银子，用来购买地皮、建设厂房。”

“多谢王爷！”李旗等人齐齐跪下，哭声和谢声混成一片。此刻他们哪里还顾得上天津是不是太远，只要有一条活路，他们就愿意去。

翌日，京西纺织工业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李旗等纺织东家开始雇马车，把厂里还能用的机器零件一件件搬上马车。

然后到了轨道站，在搬运上轨道马车，一辆辆满载的马车排成长龙，缓缓驶向天津卫的方向。

同时，他们挨个询问自己的工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天津？愿意的话，工钱涨到一两五钱。”

这场暴乱暴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些平日里对工匠苛刻、克扣工钱的东家，在机器被砸时，工匠们四散而逃，没人帮他们。

而那些平时对工匠稍好、工钱稍高的作坊，工匠们拚死保护机器，损失反而小得多。有了这次教训，这些东家终于意识到——自己势力本就小，再不笼络人心，随便一个人就能砸了他们的饭碗。

工钱涨到一两五钱，这个数字让许多工匠心动。可也有人在迟疑——他们的家在京城，亲戚朋友都在京城，跑到天津人生地不熟，心里没底。

最终，那些在京城有房产、生活相对体面的工匠留了下来。

而夫妻俩都在纺织厂做活的，或者原本就不住在京城、靠纺织厂的工作才能过上体面日子的工匠，则毫不留恋，带着不多的家业，跟着东家登上了去天津的马车。

于是，京城出现了一股奇景：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上千人从京城搬去天津卫。轨道车站前排起了长队，行李堆成了小山，孩子的哭声、大人的吆喝声、马车的辘辘声混成一片。

与此同时，大明的舆论场也炸开了锅。

各家报纸对这场民变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争夺舆论的主动权。《东林报》把矛头直指信王，称他“富可敌国，抢夺农户产业”，男耕女织是几千年来的秩序，但信王的纺织厂让农妇失去生计，百姓陷入困苦，这才有了暴乱。

《大明青年报》毫不留情，痛批东林党双标——你们主张减商税、护商，现在又说什么“不与民争利”？

京布不是信王的产业，大部分都是普通商人的。这场竞争不过是松江布和京布之争，东林党虚伪双标，还暗中下手，迫害京城的商家。

《首善报》也趁机加入战场，指责东林党人双标。

这一次，《东林报》再也无法控制舆论了。京城的百姓不是傻子——纺织工匠失业了，大家的日子变艰难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感受。

比起什么与民争利，大家更相信这场动乱是京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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