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通道，通过研究所向吉林国营药材公司发正式采购函，陆同志在地方协调优先供应优质药材如特级人参、鹿茸，流程上属于“公对公”，等到改开正式开始，地方政策变动，方言依旧可以拿到一条稳定的药材渠道，保证自己中药材质量。

他们公司赚到的钱也可以反补这些地方药材基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后世就是因为好多这种循环没有了，所以中药材基地好多的药材都卖不出去，或者就是被国外的人压价。

这里面其实是有成功案例的，在1982年同仁堂与吉林集安参农的“定向种植协议”，使边条参优质率从40升至80。

当然也有失败案例，1985年上海药材公司未建立反哺机制，导致浙江元胡产区改种水稻，引发1988年药材紧缺。

短期方言是想依托陆同志地方资源加上他研究院国家队身份，可在吉林那边贵重道地药材品类上形成闭环，保障公司产品用药品质。

这东西不光是以后要卖到国外赚外汇的，更是有国内这么大个市场。

更何况这些药材卖给国内的公司，是做成药赚外汇。

如果是直接出售给国外，人家就拼命压价，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人。

方言对着陆同志说道：

“眼下研究所承担着卫生部的新药攻坚任务，需要道地药材作临床支撑，可如今各地供的货参差不齐，检测三斤挑不出一两达标的，若是吉林能定向供些特级药材，既解了国家项目的急，也是给咱国内的药材争口气！”

方言说的当然有些夸张了，现在的供货渠道品质是经过筛选的。

不过他就是要把话说的严重一些，把采购的需求拔高到国家任务，让陆同志后面协助起来变成政治正确。

而且给国家争气，也是他们吉林那边的药材帮忙，对于陆同志来说，这也是一项政绩。

“这……”陆同志大概也是没想到方言居然突然提这个。

他都没有准备，一时间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方言继续说道：

“您放心，这都是公对公零风险，所有流程都按照国营单位的走账程序来，不会是我们的私人交易，在场的其他人也可以作证，大家都是听到的。”

“而且我们这个项目是给国家赚外汇的，能够拿出比市场价更高的收购价，溢价的部分可以设立药材品质改良资金，我们可以派中药技术员帮助当地增产提高品质，免费培训中药材的生产种植，炮制，保存。”

“并且我们研究院可以每年向吉林提交《道地药材临床增效报告》，助其争取国家“中药材现代化基地”试点。”

方言对着他点到：

“这个可是正儿八经可以看到的政绩……”

当陆同志犹豫时，方言压低声音给出致命一击：

“您想想，同样的鹿茸，现在供销社收一级品是多少钱一公斤，可要是贴上‘国家急抢救用药指定原料’的标签，将来出口能不能卖到三倍五倍？这差额落回参场就是工人工资，落到县里就是柏油马路，但要是被外商低价收走呢？你们就只有那一点外汇。”

方言策略很简单，用具体数字揭穿外贸困局，将合作收益转化为民生政绩（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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