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这一时期历史的必然产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君主逐渐意识到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国家进步，这样一来，君主的统治就建立在法律规范和社会利益的标准上，而非个人的想法之上，专制者的权力也就被限制了。欧洲国家比俄国更接近成年期，但由于走错了道路而遭受革命动乱。俄国尚属年轻国家，所以理应总结欧洲的教训，摆脱革命困扰，而在所有制度当中，君主专制更具持久性和稳定性，也更符合俄罗斯人的天性。」

当年说到这里的时候，乌瓦罗夫还给亚瑟举了一个例子：「这就像废除农奴制，这件事不可急于求成。因为历史会告诉你，重大的政治变革往往是时间的缓慢成果、民族精神的自由行动以及国家各等级的互利交换，俄国最终肯定会经历政治自由的自然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以缓慢的方式逐步废除农奴制，这样贵族才不会被激怒，农民也不会沦为乞丐，社会才能平稳过渡。」

尽管亚瑟未必全盘接受乌瓦罗夫的观点，但他也不会全盘否认对方，作为世界上数得着的远视主义者，亚瑟天然认可「历史进程论」的观点，他唯一怀疑的地方只在于俄国的未来真的会照着乌瓦罗夫预想的方向走吗？

不过，就算俄国没有朝着那个方向走，他还是不会贬低乌瓦罗夫在历史学上的成就。

因为历史学实际上是一门总结的学问，至于预言未来，那是先知才能干的活。

乌瓦罗夫作为历史学家显然够格，而且他也没有辜负哥廷根大学毕业生的名头，至于当不成先知————

这倒也不能算他的错。

就算乌瓦罗夫最终失败了，他一厢情愿的平稳护送他的俄国来到成年期的大门口，却依然被革命一脚踢死，那总归也能作为标本留存，让后世的历史学家总结出一个「此路不通」的诊断书。

（还有耶）